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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子夷:中國近現代自學成才的著名教育家

發布時間:2019-09-05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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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簡介:

  俞子夷(1886——1970),中國知名教育家。名旨一,字遒秉,祖籍江蘇蘇州,后遷居浙江。早年肄業上海南洋公學、愛國學社。愛國學社成立于1902年11月,是中國教育會為接納南洋公學俞子夷和沈聯、胡炳生等200多名反對當局的壓迫,憤然退學的學生而設,1903年春季開學。俞子夷曾參加反清革命運動,從1902年至1905年,曾先后兩次跟隨蔡元培先生,參與過光復會的部分活動。

  1952年12月28日,杭州民進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選舉產生民進杭州市分會第一屆理事會,俞子夷等13人為理事。俞子夷任主任理事。俞子夷是中國民主促進會在浙江省發展的首批成員之一,民進省籌委會和杭州市委會的第一任主委、民進中央委員。

  個人事跡:

  民國時期教育家群星璀璨,如在北大任職時宣言“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的蔡元培先生;“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創辦了鼓樓幼兒園,為中國幼兒教育事業作出特殊貢獻的陳鶴琴先生?.眾多民國的教育家在不同領域推動著中國教育的民主化和近現代化。教育實踐家俞子夷先生也正是其中一員。

  俞子夷(1886—1970),又名旨一,江蘇吳縣人,史學上對其評價為“中國近現代自學成才的著名教育家”。本文講述俞子夷先生親歷的幾則故事,回望大師之余,以索啟迪。

  一、求學篇:“墨水瓶”事件

  16歲那年夏天,父親重病,俞先生在姑母幫助下就讀于南洋公學。次年10月,南洋公學爆發了廢除科舉制后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規模學生罷課大風潮,由于這次罷課退學風潮的導火線是墨水瓶,故史稱“墨水瓶風潮”。

  南洋公學于1897年創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是上海近代第一所由中國人辦的新式高等學府。雖然名為新式學堂,但教學內容以中國傳統的經史大義為主。學校對學生管理極其嚴格,特別是鉗制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進步書報在學生之間的傳播。南洋公學的一位極其頑固守舊的中文教員名郭鎮瀛,他在上課時常坐的椅子一定要放在正中間。當時許多同學把墨水瓶當做洗墨水的水盂用,結果有一次,學生忘了把一個洗干凈的里面盛有清水的墨水瓶從郭鎮瀛的椅子上拿走,郭發現后大發雷霆,訓斥道:“這么不敬師長,豈有此理!”限令學生在

  三天內查出何人所為,“無頭案都要查出來,何況一件小事情”。三天過去以后,看到沒有結果,郭鎮瀛就與學堂總辦勾結,隨意指定三位學生以“不敬師長”之名將其開除。班上學生不服,要求總辦辭退郭鎮瀛。然而總辦卻將全班學生一起開除,罪名是“聚眾開會,暢行革命”,引起全校學生群憤。第二天全校學生罷課,派出代表與總辦交涉,幾天下來仍無結果。當時蔡元培先生任講習,從中調停,在不得要領之后,率領約200余名學生離開南洋公學。這200余名學生里面,就有俞子夷。在這次反學校迫害的學生罷課風潮之后,這批學生在蔡元培及中國教育會的幫助下,成立了愛國學社。雖名為學校,但一般視其為革命機關。在組織里,學生極度自由,成為一時美談,退學行為也被全國各地學堂紛紛效仿。而愛國學社“隱然成為東南各省學界之大本營”。

  二、教學篇:教育改革的實踐者

  俞先生的教育生涯開端極為偶然,他在回憶錄中自責自己是在“貿然教學”。剛開始教學的前幾年,俞先生不忘“愛國必先救國,救國必先革命”,先后在幾所學堂任教的同時參與反清革命任務,如研制炸藥——這和蔡元培先生的革命觀念相關。直到1908年在上海青墩小學當教員時,俞先生才開始專心致力于純粹的教學工作。在先生的著選《俞子夷教育論著選》中,一篇《二十年前鄉村學校生活里的我》記載了這一段經歷。

  盡管在文章的一開始俞先生就說“對于鄉村教育可說是門外漢”“一一寫出來,供研究鄉村教育專家公余的消遣”,但對后人來說,“消遣”之余,還可領略到先輩教育家的求索精神。

  俞先生在青墩小學教授的是自然研究(當時叫理科),當時教材、儀器、設備等硬件條件不足,但好在鄉村環境中學校氛圍寬松,村民對老校長也極為信任,因此課程倒也不需要一定按照當時清政府頒布的《欽定章程》來設置,可以在教學上自由發揮。在談及與學生共同研究的主題時,他提到研究的都是身邊所聞所見:

  水橋邊竹籬上的白扁頭為什么會得爬上去的?碗大的蕃瓜花,何以會結出石頭般大的瓜來?何以蕃瓜要曬老了吃,才有甜味?這是農作物上發生的問題。補習班人數不多,室內研究,室外觀察,都很便利。棉花田里,差不多天天有我們足跡。花萎了,果結了,果綻了,絮出了,天天有各種的報告。他們天天帶著實在的東西來上學,還有好多心里的疑問提出,棉果綻出了生絮,植物本來要絮什么用的?我們人類怎樣地利用棉絮?這種問題,便是一個例子。

  從這段話就可以略微窺探到俞先生教學中“實用”價值取向——從生活中取材,這樣一來,教育自然與生活緊密聯系。

  水里的蘊草,海棠邊田岸旁的野花雜草,這是什么名字?他怎樣自己也會生長的?蕃瓜棉花等何以一定要加人工的栽培?野花雜草有什么用?有什么害?這又是我們研究題目的另一方面。雜草和農作的關系,鄉里人素來不很注意。我們稍稍注意,便覺得關系十分重大。宿根的研究,和雜草的刈除法便成了我們一時的中心問題。我當時曾有一本《雜草》的小本子,由某書局把版權收取。可惜那時鄉村理科參考書,與鄉村教育和農業一樣的沒有人注重。該書局收了版權,或者因預料書本銷路不很好,始終沒有印行。我至今追想,還覺得十分可惜。

  俞子夷先生總謙虛地自稱“書呆子”,“書呆子”所教授的科學知識,和孩子們報告的生活經驗和傳說故事一對接,能夠達成較為滿意的結論,先生“深覺教學可以相長”。對于這些孩子來說,也不再滿足于日常口耳相傳的經驗,開始有了對更為高深知識的需求——這恰恰是“研究科學很重要的起點”。

  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最基礎的方法之一即為觀察法。在不具備嚴格控制的實驗室條件下,對生活中自然現象的觀察,則顯得更為重要。俞先生講述了一則“蛇盤田雞”的故事。

  有一天,前面水溝里有蛇盤田雞。學生們圍而視者,差不多是全體。這又是我們自然研究的題目。蛇為什么會捉住蛙?蛇和蛙哪一個力大?蛇的頭很小,怎么能吃得下蛙?蛇是不是獨吃蛙的?它還吃什么別的東西?蛇吃什么東西?蛇是不是有毒的?蛇和蛙哪一種是于人有利,哪一種是于人有害?蛇沒有腳,怎樣會得走路?好多的問題!有一個學生他有捉蛇的經驗。他說:“捉蛇不是難事,只要用手握緊了它的尾巴,使它頭向了下,用于盡力的振動,它無論如何,頭不能抬起來的。”話還沒說完,他自告奮勇,奔向水溝邊,照著所說的方法,把蛇捉了上來。我們將蛇放在細口玻璃瓶里,看它動作。后來要研究它的舌頭和牙齒,我們便引它頭從細長的瓶口里出來,把它頭部細細地觀察。學生們本來疑心它嘴里紅紅的一條,不知是什么東西。到此時大家猜明白這是它分叉的舌頭。向內彎下的牙齒,也看得十分的清楚。這種種牙齒舌頭等的功能和它生活的關系也從此有了徹底的了解。同樣,又捉了一只蛙來,細細的觀察它舌頭的生法。也再研究了它這倒生舌頭的用處。

  一場蛇盤田雞的活劇,又做了我們好多時自然研究的材料。

  俞先生后來在江蘇第一師范學校任教時進行了名為“聯絡教材”的教育實驗。“例如:音樂、游戲相結合,一年級做些幼兒園用的小積木供兒童玩,手工聯絡他科并多作沙箱裝排,以及自然角養些魚蟲蝌蚪供觀察之類,時間仍每節45分鐘,但一節課里可上兩科,如30分鐘讀書,15分鐘音樂。就是這些,但已足夠吸引各地小教界紛紛來參觀。有些參觀者把這些小變革統稱曰‘聯絡教材’,我們即遵用之。”打破學科界限,將相關材料按照主題聯合起來,合成綜合科目。如低年級生上課,學生提出下一周主題是“小貓釣魚”,那么教師們就需要集體備課,語文教師準備小貓釣魚的故事,數學教師準備小貓算數問題,課上教師請兒童想象并畫出小貓釣魚的場景,課堂上也有生動的游戲,如學小貓叫??教育史家曾說:“小學教育界教學法的改革,應是俞子夷最為著名了。”

  三、生活篇:安貧樂道

  俞子夷先生一生經歷過清末、民國到新中國成立和“文化大革命”,可謂是沉沉浮浮。雖然身份在不斷變化,但俞先生卻始終堅持了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操守。

  俞子夷先生的父親對孩子的教育有著深刻的認識,認為在動蕩時局里對于平民百姓來說,最適合的道路不是官宦仕途,而是尋常職業。因此在私塾里讀書時,俞先生也并未讀經,而是學習《幼學瓊林》《古文觀止》以及算術。幼年的啟蒙教育對于俞先生性格的形成有著不可磨滅的痕跡。

  在鄉村當教員時,鄉村特有的安寧給這位知識分子以歸屬感。

  兩岸的蘆葦上攀著野生的蔓草。蔓草上朱紅小果,點綴得非常美麗。有基礎蔓草生長得太興盛了,蘆葦支不持如此重任,被壓迫著倒向水里去了。自然界的支配,也有一定的道理呢。翠色的魚狗撲的一聲,鉆入水底去了。起來時嘴里拿著今夜的晚餐。羞羞澀澀的水鳥,偶爾在蘆葦下閑步。船行近時,躲到根下去了。將歸的燕子,時時還在水面上掠過。蜻蜓小蝶,不時在蘆葦邊或水面上游戲飛舞。初上此途,已使我身心寧靜。預想鄉村生活的快樂逍遙,不禁神往!“文化大革命”爆發,俞先生被錯劃為“右派”,因為他之前向美國學習,尤其是作為20世紀20年代左右掀起的教育改革大潮的直接推動者,不斷遭到

  批斗。對此,俞子夷先生說:“當塊墊腳石,將此身心奉教育,是我終生的愿望啊!”去世前,俞先生還在寫關于小學算術教育的回憶錄,“活一天,我就要為小學教育寫點東西,現在可能沒有用,總有一天會有用的”。

作者:     責任編輯:趙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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